主持人：清华经管学院教授、x-lab副主任郑毓煌

嘉宾：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清华企业家协会TEEC创始主席邓锋

展讯共同创始人武平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济武

清华大学信息学院常务副院长张佐教授

  

    郑毓煌：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论坛，再次感谢张老师以及及位校友嘉宾参加创新创业论坛。首先我想大家对每个人不是非常熟悉，我们相互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清华3字班，93土木工程系，当时有个双学位的背景，在经济管理学院当老师。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读了企业管理双学位之后，读了一个和MIT联合培养的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前几年回到经济管理学院，现在在市场营销系任教。

 

邓锋：我是1981年入学的无线电系，现在电子系的本科，1988硕士毕业，后来去美国留学创业，回国做风险投资，现在是北极光创投的总经理。

 

王济武：邓锋是我大师兄，我是1988进入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研究生是1997年的MBA，1997—2003年在香港从事金融控股公司工作，2011年开始回归母校，投资入股清华科技园的运营，现在担任启迪控股总裁。

 

武平：我是1979的无线电系毕业，国内读博士，到瑞士读博士后，后来到美国工作，参加了三家创业公司。自己创办了展讯通讯，2009年在纳斯达克上市，2010年底开始做五月风资本，在投资机构比较少见，说不定唯一的。

 

张佐：我从来没有创过业，一直在清华，1984年进自动化系读博士，留在自动化系工作。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学校做教学培养工作，今天很高兴和学长一起交流创新创业的一些想法，谢谢。

 

郑毓煌：今天论坛的主题，我们提倡三个字创意、创新、创业。为什么要提三个字？最早时候人才培养有一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老先生的时候，他提出为什么咱们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咱们背景非常好，大家都有清华的背景，都是最优秀的人，也都是过来人。从自身的体会谈一谈，中国目前的高校教育，包括清华在内，在人才培养上最缺什么？

 

    邓锋：我一直在各种场合说这些话，清华的教育是中国教育很典型的一种。我入学时候，又红又专，基本按照专家的方式做的。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文理兼修想法。基本按照知识的角度来培养，从知识的层面。清华和别的学校不一样，更强调做事的能力。

    我读过12所学校，4所小学，4所中学，4所大学，在国外读了3所大学。我感觉到国外和国内教育不一样的地方，根本的教育不是知识，不是做事能力，可以说教为人，教三观，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是两种素质，领导力、创新力，创造力。清华未来重视这两个教育上，美国学校就是要讲领导力，很多商学院也是，重在领导力。清华领导力肯定是要做的，清华毫无疑问和北大一样，有这种责任，为国家培养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领导力包括各个方面，情商，交流能力等等。

    我们缺的很重要的就是创造力，创新力。你要从缺、从开始的方法，不仅仅是理念、教育方式、老师本身，家长都是缺。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儿子在美国念书，写作业，你一看不知道老师怎么评？有自己画的画，有照片，有从网上弄下来贴上来的，根本找不到标准答案，完全自己想的怎么做。通过教育方式，美国所谓的给你出一个题目，你去解决去。8个学生有9个答案，没有任何一个标准答案。这个引导你去创造。所以创新力是我们缺的，从各个方面从理念到教育方法，我先说这些。

   

王济武：我没有到国外去读书，一直在清华。本身源远流长的传统里有很多的创新精神，但是我们可能相对的忽略了，我们课程教学相对僵化。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都有体会，我一直倡导3S的分配，时间很重要，但是一定不能把时间都放在拿奖学金上。学习成绩从80—100过程中，每提高1分的成本很多，一定把时间节省出来读别的课。我自己在大学时候做对了，本科时候读了很多书，基本清华社会图书馆的书读遍了，很多系的课都听过，建筑、材料、水利系都听过。清华有这么多的学问，有各个领域学问的“大家”，如果就读那几门课本，只是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不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是个巨大的浪费。

我参加了很多的社团活动，参加过校团委、学生会的工作。全国第一届“挑战杯”是我负责宣传，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句话来自《易经》，我觉得清华应该有易经的精神，君子求变，本身是一种创新，这个态向那个态的转化，和在转化过程中的规律，可能是玄学的，不是自然科学的，通过课本掌握不到的，一定是多学科的融合，才能产生领悟。

    清华哲学里有源远流长的创新源泉，有非常丰富的创新资源，看每个学生自己的把握。我2003年开始创业，时间非常短，创业十年，成果比较丰硕。我的创始资本只有五千万，入股清华科技园以前，净资产达到150亿，这种成长速度，有个投资案例，获得300%的回报。所谓创新或者创业，不见得一定是科技的，我的十年创业是做的地产和投资，包括股权并购等等，这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这是我的一个体会。

在我创业过程中，对我非常有帮助的东西一个是高尔夫，还有一个清华麻将。我自己打麻将是在清华学会的，当时学生干部没有太多打，毕业以后1997—2003年在香港工作，比较寂寞，周末经常去深圳和一些清华同学打麻将，度过周末时光。清华麻将不是一般的麻将，翻是乘的。

 

    郑毓煌：最缺的是什么？

    王济武：麻将精神就是企业家精神。我们清华麻将代表了这种精神。

   

    武平：邓锋讲的和我的经历有点类似，打麻将我们那个时代没有打过，不太好讲。我们进清华的时候，是培养工程师的方法，特别僵化。开始钳工实习时候比较辛苦。清华学生干的比较卖力，手起泡了，我说钳工是最苦的，老师就抓出来说学生思想有问题，到处要写检查。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匠心太重，没有太多灵性。清华的各个学科都是走在全国最前列的，骨子里有一种leader的气质，但是大部分包括现在清华很多工程毕业生，到各个岗位上都有眼高手低的状态。骨子里有leader的骨气，但是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创业。

    创业作为一个群体来讲，清华学生毕业后创业最成功的，往往不是班上学习最好的人，当然肯定不是最差的。我觉得最缺乏的就是综合知识太少，我那个时候有十几个学生社团，我大概都参加了，就两个没有参加。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什么都干过。以前做过学生会组织过学生活动，这些活动帮助了很多在创业中的事情。我讲过一句话，EQ比IQ重要。我们出去做事情的时候，清华IQ大家不太评价了，上清华IQ还有问题，就不是清华学子了。学校的时候缺少EQ，创业的时候，还是缺这个东西。

清华的MBA毕业后比较多人做投资银行，各种各样创业的比较少。我创业时工程师背景的人比较多，但是公司的其他行业比较少。当时我融资找了几个就近的同学，每人给十万块钱。我的清华情结很重，见到清华学生就投资。

 

郑毓煌：前面说缺领导力和创新力，张老师你的感受是什么？

 

    张佐：听三位创业成功的学长的观点很受启发。之前我看到几个字的时候，创新创业的时候，你们关注的更多是这条道路上走过来，不管是成功的还是遇到坎坷的。作为学校的教师，我们关注的是一个群体。有的人走这条路，有的人走那条路。第一，清华X—lab有三个创，创意、创新、创业。清华作为大的学校来讲，是要求三个“创”，对所有的学生来讲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创意是每个学生都应该具备的，都应该要有的素质。创新也基本是每个学生，现在清华学生绝大部分是研究生毕业走入社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这个特点。创业这个不可能是每个清华人都能走，或者都愿意去走，都能够走下去的路。至少我们需要有这个时代的很多创业的领军人物，中间应该相当一部分是清华人。对“创”的理解，对整个学校人才培养的理念，人才培养的体系，人才培养的模式怎么体现。

    学校的培养目标有好多种描述，大家提的比较多，我们还有八个字有创新，勤奋求实创新，不同层面，这八个字好多大学都拿来做目标。每个系，每个专业把几个字嵌到目标里了。大家谈到的各方面，包括情商方面的培养，我们能力提供什么样的环境，或者什么样的环节什么样的教育平台手段帮助他？这方面清华确实有很多不足。信息口来讲，属于创新的一个前沿地带。我们信息学院有五个不同专业学科，应该也是有很大的冲动，很大愿望去创业的，但是环境和条件还有很多欠缺。我们在努力的改进。

我们倡导做交叉人才的培养，信息更多时候要做创新，是把信息作为一种理念、工具、技术载体推动融合，推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必须有交叉了解和平台。我们本科教学活动，几个系以自动化系为代表搞了四个方向的公开选择，也是项目型的。我们形成以项目训练，一些知识载入，加上最终的竞赛。作为最高载体做的训练。对学生来说还是缺的不少。

第一个词是领导力，我在大学阶段工作中，一方面学习可以，本科时候前几名，所有没有创业成果，没有创业，走的是这条路。我也做过一些管理的工作，包括当年大三时候当选学生常代会主任。后来当系里的党委书记，有领导的考虑，加上组织培训中间，特别强调领导力培训，做了一个测试，看几项能力。结果如何？我们接受训练一批都是副职，相对有些人决断和领导力相关的比较突出，我个人很弱。那以后真正意识到这个是确实不可缺少的能力。做成一件事，不光是创业，都需要一种精神和能力。

清华校园环境很丰富，怎么利用好环境把时间组织好，是很大的资源。希望通过各种形式，包括清华x—lab平台，能够给更多的学生更多的机会。

 

    邓锋：讲到领导力创新，我举两个例子。我作为校友，清华有一个观点，不让一个阶级同学掉队，这个观点是错的。使得我们清华平均水平很高，短板是护短，问题在于长短不长，大家出来基本同类同质的比较多。美国很好的学校，他最好的学生比我们的最好的学生好很多。

我们讲教和学，国外大学基本是搭建一个平台，最终搭建的平台使有能力的、有潜力的学生在这个平台里跳。给你一个标准答案，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走，没有百花齐放的情况。所以太强调我教你学这个，而不是强调你得自己来，给你一个平台。这两点我自己的体会，是我们在下个理念上需要改进的地方。

 

郑毓煌：大家从他们了身上已经学到很多，还想追问一个问题，现在已经有科学研究表明，智商基本是天生的。人的性格和脾气和情商有关系，难改的。创新力特别是和领导力相关的情商上，这个能学习和培养吗？还是这些更大的是靠天赋？

 

王济武：可以学。我还得强调一下高尔夫和麻将。领导力表现在判断力、决策力、沟通能力、执行能力等等。这些力怎么来？通过课本学习，教是教不出来的，得自己悟。这个“悟”来自自我体会，没有办法交流。高尔夫是世界上最大的舞台，18个洞，好几千亩地，过程中有很多的事情。麻将也是，一晚上有十几次让你肾上腺激素高速分泌。万一不小心点一个炮，全军覆没。麻场也如商场，所以我提到高尔夫和麻将。我在我团队里推广的就是高尔夫和麻将。日本大企业的文化就是高尔夫文化和卡拉OK文化。我们团队是白天高尔夫，晚上麻将。身体运作和心理运作提升自己的领导力。谢谢。

 

    张佐：这两项活动，我高尔夫没有见识过，麻将只有回家探亲的时候陪老人打过。我觉得有一些非常值得大家思考的，要有平衡能力。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那些人需要长期专注的精神投入，这一类人会很长时间在很冷僻的领域里孤独的走下去。其他的人很多需要广交有更广泛的视野，有更多的交往。我觉得其他的活动，女性做什么活动？我也没有什么活动，读书的时候有一些体育爱好活动。八十年代读书平台里社团不够多，我们有健美操，球类运动。最重要的学校的环境一个是给大师，第二大的环境，第三有载体。

邓锋学长从2003年对信息学院的学生做了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博士生培养当时水平差的比较多，尤其计算机信息领域老师比较少，学生出国参与重要的计算机领域的国际会议机会很少。邓锋学长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知道我们学科最重要的学术创新，不是在杂志上，而是在会议上。所以他第一笔捐款用在支持我们的学生出去参加国际会议。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惯例，每年一百多个学生，通过邓锋学长的资助出国开会，当然学校以后配套了。我们这些控制学科也有受益在里面，对学生来讲，他们看到更多的平台，有信心了。他原来以为自己做的和MIT比起来差的远的，自己到那里一看自己不错。尤其这些东西缺少一个关键的工具或者方法，回来不断的出现。

我们在国际挑战性的比赛中获奖。这种事情属于清华也有准备好的环境，但是我们没有搭建平台，使得大的推动力帮助我们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一个视野和交往是很重要的，关键点，持续硬力的考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郑毓煌：如果后天的培养，清华的同学智商很高的同时，注意参加一些各种跨平台的活动。

 

现场提问1：我有个问题，我现在做创业，我们团队很有激情，你们在创业过程中怎么样形成创业的激情和理性？

 

    邓锋：你说的激情是指什么？创业家判断他有没有理想更重要。激情如果很短的，三个月有这个激情，三个月换另外一个激情的话，我不是特别喜欢这种激情。我喜欢超越财务回报的理想。或者我为国家争光，无论什么方面，大的小的个人喜好，这个东西可以追逐，驱动他能够做很长时间。一个事可以干十年，这种情况下，我感觉是一种理想更重要，这个是必须的，否则三个月，五个月一个激情，或者财务上赚钱，都会有不同阶段会出现一些问题。我既需要理想，也需要理性。理性的体验，也不是完全是一个逻辑性的。可能理性的思维不是说靠着“因此…所以”就是理性的思维。

非得靠逻辑性来说，根据这个就能做好，大家一样的聪明，如果和大家一样想法的话，如果是理性思维的话，大家的想法一样，所有的创业就成功，不太可能。哪怕别人开始想不到的，或者看着有点不靠谱，在大的方向创意上，选一些不太靠谱的，非常跨越性的，或者超前的。具体实施上，一个事情从执行上必须得靠激情去执行。这是我大的评价。

 

提问：对于创业来说，很多人copy国外的模式，对国内有一些确实提出一些独特的东西，校方怎么看的也是我们的困惑。对真正中国原创的，有可能走向世界的，作为风险投资家来说怎么看的？

 

郑毓煌：我们看到中国前两代的都是copy国外的模式。

 

    武平：从投资的眼光和做企业的眼光看是这样。回国做手机的芯片，当时已经十几家了，从广义的含义上是一个copy，狭义来讲绝对不能copy，你得有新的地方。别人的手机芯片没有mp3，usb啊，我就通过改进做了。所以创业绝对不能完全copy。

从投资角度看，过去很多互联网是copy国外的模式，国外有雅虎，中国有搜狐，国外有Google，中国有百度。有些概念是国外先发明的，国内是稍微靠后一点，所以得跟别人学习，得copy。从投资的角度讲，如果没有一些创新的元素的话，几乎不会投资的。

 

郑毓煌：所以copy同时还要本地化加创新。

 

邓锋：从哪个角度看，我当时喜欢，投资的时候还是看能不能赚钱，如果copy可以有巨大的收益，也可能投。中国为什么投原创创新？中国的环境，企业家心态等等都不一样。看你从哪个角度看。

 

张佐：风投的偏好，我们学校的角度给学生选题的时候，你从哪个角度做有可能取得的创新。跟随的过程中真的跟进去了，中国的问题会有新的特点，所以不会鼓励学生，没有特别奇妙想法的时候，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的特点。前两天搞一个智能停车的事情，有好多规则从理论研究能不能做？他说在中国好多事情人们不守规矩，在美国其他的地方可以做的。我们的互联网一上去就是亿的量级，国外没有，对技术的考验，商业服务都有特点。也不用特别担心，我做这个就是简单的copy了。

 

武平：补充一句，这个问题从很多方面来看，有一个回答说，创新是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市场能不能copy，还有一个copy，有个人做事成功了，沿着他的路再走一遍，就不要再走了，不能copy一个人的成功，连他自己都不能copy。

 

郑毓煌：因为环境已经变了。

 

武平：做任何事情的成功，边界条件，最后矢量。

 

    提问：我特别感谢清华x—lab，x一个含义是交叉，信息网络的交叉点就是创新点，清华怎么样促进产生创新点？选修了很多东西，我也很自豪。关键是促进怎么交叉？

    张佐：这个问题仍然是很大的问题，或者说清华的各个学科，各个院系也面临着体制上的束缚，还没有解决。很多的问题，没有真正的交叉，就错过了。

    从科研上看，我们有交叉的科研课题，这种课题一般有老师为主，一个学科为主支持不同的团队来做。清华目前尝试着建立真正交叉的研究中心，因为是实体运作，在校内有人财物资源的调配。信息学院内部，我们能起作用的地方，我们最近也讨论跨所有的电子计算机，自动化这些学科的交叉的研究方向，把这个队伍组织起来。

    另外从学生层面，课内课外两大类环节都做。本科生培养方案里，我们最底下是通用技术，人文社科基础，又有一些不断有创新的分模块，文史哲，社会经济政治模块。课程设计上把原来的讲座的选课变成研讨课，加深学生的思维。

    研讨式的课程，新生研讨课，杰出教授开设，新生15人左右班，围绕一个话题进行每周一次的教学和讨论。大家都是从一个起点的高中生，没有什么专业背景，可以开放的选一些课程。这是课内的环节，更多的是课外环节，学生系统这方面做了不少的课题活动的训练，社会实践，每年暑期，社会实践，都是提供给学生一种交叉训练。

这里也得到了校友的支持，资源计划，星火计划，面向不同人才的多年的学生的培养，面向科技创新，或者面向社会组织。学校还是在做一些工作，还不够，真正产生重大交叉性的成果。人才培养东西要二十年后才可能见效。

 

    郑毓煌：邓锋在国外读好几所大学，国外怎么做交叉的？

    邓锋：咱们现在有些东西是对的，有些东西不够。清华x—lab有工、文、设计。有一个思维方式，你不能说咱们设计和工（科）建一个学科，一定是引导教育，开始不知道哪个和哪个交叉，就是现实中一个问题，随便说一个问题。最后发现，它原来是几个学科在一起的，开始也不知道是哪个学科，没有关系。

美国很多都是案例教学，研究生阶段，一个学期有一个课题，根本不知道拿来是哪个题目，哪些学科解决这些知识，给你一个人口学的问题，算一下，最后发现算法，也可能有其他的一些社会学在里面。解决交叉方式的问题，不能从学科的组建这块，这块不够。多做案例教学。

 

    武平：最近国外很多大学也在做这个事情。先从产品角度来看，最近很火的是3D打印机。这个东西的出现，有机械电子、电脑测试、材料学等多种学科综合出来这么一种新产品。科学走到现在这个地步，未来很多新的东西都是要交叉出来的。斯坦福大学有一个部门，基本上把学校的各种学科的老师和学生凑在一个地方，不说一定做什么学科，做材料，做化学和做电子的都放在一起。天天在这互相的切磋，互相做各方面的东西。

    这时候必然会产生很多的火花，很多时候原始的时候不知道有什么事，现在开始做这样的事业这个事情很多，我们清华是做的非常好的，国外有相当多的高端的学校越来越关注综合的集成的，也可以叫做系统集成性的学科。我们过去讲系统集成可能是讲信息方面的集成，现在远远超过了那个阶段。

    今天说的纳米技术，也是个多种学科，材料加上各种学科，材料改变它的性能。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学校确实应该多花点时间，不见得一定要把哪两个放在一起，形成什么样的。

王总讲一种思维，王总打麻将成功，不见得你打麻将也成功。是一种思维方式，学校最关键的就是张老师说的提供一个平台，让所有人产生思想的火花，这个火花慢慢的生长成成功的事情。

 

    提问：我是做产学研合作研究教学的。我们过去叫产学研，现在加上一个政，好像日本以政府为主导的产学研合作。我们了解到美国的128就是政府退出以后。我们每天接大量政府的文件，按照政府指令做，好像完全是应付政府的思路，政府的要求，没有自己的思路。我想问一下，中国和日本以政府为主导的创新模式，究竟利弊多大？政府在产学研中的角色应该怎么样更合适？

    武平：我用切身例子说一下。我们经历过一次人生中激烈的历史。中国的3G的标准，第一个芯片是我们做出来的。3G推进完全是政府在主导，主导过程是残害了一批企业。我做的是TD的。我们过早进入3G，做了6年，标准一出去，企业从商业性来讲是非常无奈的过程。

    中国政府不主导3G也出不了。中国民间的力量很薄弱，尤其工业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制定的游戏规则方面来讲，我们很难和别人竞争的。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现阶段离开政府的指导也不可能，政府要明白自己的角色，要调整自己，怎么样调整？怎么样保护环境，让产业真正走到世界级，这是新的课题。我现在回答不了。

    王济武：我们清华科技园的业务就是从学校的要求，产学研，把清华的科技成果通过清华科技园平台推出去，在全国有十多个自投的园区，加起来有一千多万平米，差不多和几个单位的省长、市长打交道，和政府的关联性非常紧密。我本人以前做房地产很多年，也充分享受到了和政府合作的乐趣。

我经济管理学院本科学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宏观专业，我觉得相当于咱们的市场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宏观市场里多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参与者，就是政府，官员的权利。也可能导致潜规则，利益方面，还有正能量。比如江苏省非常主动的推崇要做创新。我们建了园区以后，把清华的教授带过去，政府就给钱，让我们到苏州注册，苏州市政府给了3亿，我们昆山市清华科技园里，清华有两个国家科技一等奖的成果出来了。我们通过和昆山市政府共同努力，把园区变成了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不要简单的把政府参与看作是负面因素，是不可回避的，存在的，非常有力量的，善于加以利用的一个因素。

 

    邓锋：我有不同意见。政府的介入这种创新，至少不是资源的最优，最佳分配。政府提供的钱、土地，确实有。站在比较长的历史时期，站在比较宏观一点看，对资源的利用不是最优分配。我是崇拜市场经济的，要站在宏观角度看，这种资源对创新来说，市场经济是最好的。

    中国政府在过去曾为科技公司大量投资，如软件、IC公司。现在情况是什么？我们的投资和回报绝对不成比例，中国做IC上市公司的数，市值加起来不如腾讯。我们软件产业投入多少钱？国家支持，政府主导，好多东西回报到现在很少。政府需要做的是一个环境。政府可以在创新上做很多事，不是资助几家企业，而是制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比如知识产权的问题。我们软件行业起不来跟整体知识产权保护不佳有关，我们有很好的团队，有真正的软件工程师，很大一部分成果被盗版。现在政策环境有进步，但是还是很不够。这些环境不解决的话，至少效率低。

    王济武：咱们要现实一点。现在开始创业或者创新，给我们20年时间，有没有可能改变我们宏观经济的约束条件。如果约束条件不能改，我们只能按照这个游戏规则。

   

    郑毓煌：回到今天的主题，创新、创业、创意。不完全只是说创业，整个创新是更基础，更重要的一点前提。很多企业做创新，可以不一定是技术上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如何对用户更好的理解？甚至是完全不相关的产品，用凉茶替代可口可乐都可以。中国人有自己的创新，由于时间关系，整个创新创业论坛到此结束，最后感谢一下几位学长和嘉宾，谢谢大家！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