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摘　要

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与改革开放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学作学术史回顾时需将其置于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近四十年来，中国政治学经历建构学科基础、提升研究规范和深化学术发展等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既是前两个阶段的升华，也受到新时代社会环境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实践、全球化趋势与科学技术的更新、中国政治学人的孜孜付出构成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新时代将会持续供给乃至更加强大，中国政治学的前景是远大的。

一般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会的设立昭示着当代中国政治学帷幕的拉开，值得玩味的是，以长时段的视域观察便可以发现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与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基本处于同一历史节点。这种时点的邻近性并非出于历史的偶然，而是因为在当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社会思潮下，党中央开始高度重视发展社会科学。另外，改革开放四十年带来日新月异、渐趋复杂的中国政治社会实践，党和政府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持有更多的期待。因此，从上述意义上看，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与繁荣似乎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以这样的历史视角审视中国政治学的成长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四十个年头，中国政治学也走过将近四十年的岁月。这些年来，中国政治学在几代政治学人满怀社会担当的孜孜付出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政治学的学科分类趋于完备；新兴学科因应社会需求不断生长；政治学专业队伍日益强大；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方法趋于科学。尽管上述各方面仍旧存在些许的不完备，甚或说和世界先进水平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但是中国政治学这几十年的发展势头是极为迅速的，不论是理论的创新，还是对社会实践的回应都是较为频繁的。因此，对中国政治学的成长轨迹及其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和总结，从中提炼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将有利于中国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一、建构学科基础（1978—1985年）

中国政治学学科的恢复既得益于党中央对社会发展形势的新论断，也是由于政治学学科自身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学科恢复伊始，学界围绕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的学科关系展开相关的论述，以论证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合法性。例如，高放就认为，科学社会主义被视为马克思政治学，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并坦承自己也曾经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科学”[1]，但逐步认识到政治学与科学社会主义在研究的对象和性质方面均存在差异。这一阶段中国政治学学科建构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教材的编撰和教学科研队伍的建立。教材的编撰和教学科研队伍的建立是政治学学科恢复的首要任务。在这一阶段，赵宝煦、王邦佐、王惠岩、邱晓、张厚安等人主编了一批经典教材，如《政治学概论》《政治学原理》《政治学》《社会主义政治学》《政治学概要》等比较强调“阶级政治”的第一批政治学教材。与此同时，一批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等相近学科的学者开始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复旦大学还组织了第一届政治学专业讲习班，为国内高校培养专业骨干。

第二，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从1981年起，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成为国内高校设立政治学专业的先驱，其中，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于1981年招收了第一批政治学专业本科生。1984—1985年，政治学硕士、博士培养体系开始建立，北京大学等高校开始培养政治学的高级人才。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系或学院渐成体系与规模，国家和地方社科院也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等相关机构。

第三，学术刊物的创立与兴起。学术刊物是科研工作者的阵地与交流平台，一个好的专业性学术刊物对于该学科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政治学参考资料》《国外政治学》等刊物的创立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有人甚至认为《政治学研究》的诞生意味着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政治学已经恢复[2]。

第四，学术交流机构的搭建与参与。由一些知名的法学家、政治学家等近百名学者组成的中国政治学会在20世纪80年代正式成立，在这之前，诸如湖北、黑龙江等省份已率先成立地方性政治学会，随着时机的成熟，地方性政治学会蓬勃生长。中国政治学会不仅是国内政治学者的交流平台，还是中国政治学者走向世界政治学界的跳板。中国政治学会在这一阶段开始接触并参与国际政治科学学会，同时借机邀请了国外著名政治学者前来讲学。

二、提升研究规范（1985—1992年）

此前的学科基础建构阶段奠定了中国政治学的雏形，但由于我国政治学科脱胎于科学社会主义、法学等其他学科，学科意识不清晰，政治学研究范式尚未全面确立，由此引起了诸如研究视野狭隘、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内容空洞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接下来的七年正是中国政治学努力克服这些不足、提升学科研究规范，期待获取进一步成长空间的关键时刻。这一阶段中国政治学的成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范式规范化。为了获得科学化、国际化、现代化的学科研究理念，国内开始译介国外优秀的政治学作品。上海译文出版社、华夏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系列丛书引入西方优秀的政治学理论。一方面，通过西方理论与本土实践的融通，中国政治学开始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学术概念，如为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学核心概念赋予中国含义，同时，引进一些重要的学术概念，如利益集团、政治文明、合法性等[3]；另一方面，这些西方政治学经典著作为我国政治学发展提供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的借鉴。中国政治学原有的哲学思辨、制度描述、观念论证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受到“舶来”的行为主义、后行为主义方法的冲击。其中，有代表性著作如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这些著作的分析框架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野。西学的引介还引起中国政治学研究取向的若干变化。

第二，研究层次立体化。在很长时间内，中国政治学流于宏大的叙事风格，缺乏对于中观乃至微观层次政治行为的研读。受到西学范式的影响和出现了多种丰富社会图景的中国政治社会实践的触动，中国政治学人开始关注微观公共生活的生动鲜活。中国政治学界逐步认识到，政治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政治学研究必须带有充足的社会关切。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既有视角宏大的也有较为微观细致的作品。从研究机构看，1990年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彰显了农村研究开始真正走向政治学界的主流视野。

第三，研究领域丰富化。研究领域的拓展首先是指研究对象的多样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出现了许多新成就、新矛盾和新问题。这些新景象催生了中国政治学新的研究对象，激发了政治学人的研究灵感。如国家职能、政府职能、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政权建设、“一国两制”等话题受到学界关注，特别是党的十三大前后掀起了一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学术热潮。研究领域的拓展还表现为新兴学科的崛起。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等新兴学科在中国政治社会实践的发展中，找到各自的学科生长点。事实上，研究对象与新兴学科之间还有相互促进、互为动力的联系。

三、深化学术发展（1992—2012年，2012年至今）

构建学科基础是政治学恢复的前提性工作，提升研究规范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为学科发展积蓄力量。20世纪90年代初起始的深化发展阶段，则使中国政治学进一步明晰了学科意识，扩大了学科影响力。事实上，这一阶段还可以细分为两个子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2年至2012年；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至今。深化学术发展第一阶段的中国政治学大体具有以下四个鲜明的特征：一是概念系统的规范化；二是研究领域的再拓展；三是研究方法的完善化；四是理论现实的有机接轨。第二个阶段的两个特征为：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国人民逐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二是随着科学技术的更新，大数据对于政治社会实践造成巨大的影响。政治学研究在如此的背景下必然需要进入自我变革的新阶段。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进一步推进了思想解放，再一次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上，中国政治学也在不断茁壮成长。法团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等社会思潮，以及引介的公共选择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均充实了政治学科的概念体系和学科内涵，规范严密的学术性语言开始替代过去的政策式话语成为政治学学术研究的主流叙事风格。

这一阶段政治学科的研究领域也得以拓展。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研究开始得到学界的重视，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政治学的学术基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基层政治问题成为政治学界的热议话题。上述的专项研究均重视实地调研和历史资料的占有，进一步增强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此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除了中外政治制度、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学等主干学科的快速发展以外，新问题和新现象激活了诸如政治人类学、政治地理学、政治传播学、民族政治学、风险政治学和农村政治学等新兴学科蓬勃发展。这些学科大多都有较具代表性的作品问世，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以产出大量经典学术著作的农村政治学为例，如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项继权的《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徐勇和项继权的《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詹成付的《村民选举权利救济机制研究》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研究方法的完善体现在经验研究开始走进中国政治学人的研究视野，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统合性研究开始增多。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受行为主义等西学思潮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学人开始意识到中国政治实践的复杂性。案例分析、数学模型、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不断被引介、应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科学化运用，意味着中国政治学迈向成熟。

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结合表现在中国政治学开始注重本国的独特政治实践，并试图建构中国政治话语与政治理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司法制度、党政关系、台海关系、央地关系等制度，社会发展实践中的新问题，都对中国政治学提出新要求。中国政治学改变了“就政治研究政治的途径”，按照改革开放及其对政治社会实际的要求，以多学科多层次的视角参与研究[4]，积极推进重大现实难题的纾解，同时对这些现实问题和制度创新给予理论的回应。

进入2012年，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锐意进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做出诸多重大的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大将其正式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意蕴丰富，囊括万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生、宗教、生态文明、国防安全、党的建设等方面。这些富有开拓性的理论话语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无疑也是一次重要的机遇，中国政治学人应该认真领悟内涵，把握精髓，在研究中汲取其养分，为研究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另外，这些理论创新也为中国政治学开拓了新的论域。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然成为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其中既包括机遇也包括挑战，如作为一种治理技术的大数据可以提升国家的决策能力、监管能力和服务水平[5]，同时也可能影响信息安全，数据崇拜还会引起很大的风险。政治学科在大数据时代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意识，此外，大数据时代也意味着政治学界将会有也必须用新的研究手段、研究技术更新头脑。中央领导人对于大数据在提升决策科学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方面的运用高度重视；以《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为代表的一些学术界力量也开始重视大数据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并组织了“大数据与公共服务”论坛暨研讨会；部分政治学学者也开始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对此做出回应。

毋庸置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技术变革，预示着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将会面临一个新的时代。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中国政治学蓬勃发展的四十年。中国政治学学科在这一时段的成长是全方位的，不论是成长的速度还是发展的质量都超过历史上其他的任何时段，对这一发展经验及其背后的内在逻辑进行一个系统的爬梳，对于政治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将会有所助益。大体而言，中国政治学长足发展的内在逻辑由以下四个维度构成。

第一，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华儿女建设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取得的伟大成就无不反映了党和政府的高瞻远瞩。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无时无刻不包含党和政府的全力支持、细心呵护和殷切期待。从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的历史起点看，正是由于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长期困扰政治社会秩序的“左”倾思想及“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并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长时段内的工作重点，才为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其后，邓小平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6]这一指示使得中国政治学迎来了新的春天。从中国政治学提升研究规范和深化学术发展的过程看，党和政府的支持也是巨大的。我国自1986年起正式设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而且一直延续至今，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以后，社科基金的资金投入力度、项目的设置数目都在逐步增大。由于社科基金面向社科院、高校、党校、军队院校等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因此成为社会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基金项目，除此之外，教育部设置的人文社科项目、各部委的委托项目、地方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地方相关部门的委托项目设置的数目和额度也在逐步增加，因此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大环境在逐步优化。而随着政治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的提升，在一些基金立项中政治学学科所占的比重也在扩大。以国家社科基金为例，从1993年到2008年间，政治学类增加了65项，而1993年政治学立项总数才17项。此外，从2004年开始，党和国家开始设置西部项目，虽然西部项目设置状态还较不稳定，但对于推动欠发达地区的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起到重要作用。除了直接的项目支持以外，国家还对科研院所加大投入，例如，“985工程”“211工程”院校，以及“双一流”高校建设，同时兼顾对优秀院校与优秀学科的重视和扶持。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实践。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决定了我国的路线与西方国家必然不同，结合我国国情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然会形成诸种新的国家治理经验和制度建设探索，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征程从事实层面为这些新经验的科学性提供了佐证。这些新成就的涌现呼唤中国政治学从理论上予以应答，中国政治学需要新的概念供给[7]，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发展实践在倒逼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和知识更新。由于中国古代只有政治理论，而无真正的政治学，尽管古人的政治智慧造就了伟大的文明古国，但是这些思想没有科学化、学术化[8]，因此也就没有形成真正的学科。所以，中国的学人在政治学知识奇缺的时代对于西学是几乎不加剔择地吸收了，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几乎都成了‘留学生’，要么亲自到美国读书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留学生，要么潜心研读外来作品而成为‘精神上’的留学生”[9]。这是中国政治学的历史基础。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加之这场人类历史上日新月异的四十年发展奇迹来之迅猛，使得中国政治学乃至西方政治学界都备受震惊，原有的脱胎于西方社会的概念工具、分析框架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开始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既有政治学无法对中国在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进行有效的回应，问题不在于知识数量的不足或某些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知识体系与中国国情之间存在距离，或者说出现了兼容性的问题”[10]。中国政治学界虽然没有完全及时地回应丰富的政治经验，但是这些政治经验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丰富的政治经验为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提。从中国政治学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丰富独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的经验支撑和科研灵感。一方面，党和政府主导的改革经验开拓了中国政治学者的论域。党的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目标，由此出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探讨与争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述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等学术作品；党的十六大以后，政治文明概念开始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此时也涌现了不少相关学术作品，如《政治文明：历史维度与发展逻辑》《政治文明论》等[11]；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反腐败问题，党的十九大以后的乡村振兴战略都成为街头巷尾的时兴名词，学界的讨论、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另一方面，一些中国政治学者也开始萌生了建构中国学派的学术自觉，力图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象的政治学，并在这方面取得不俗的成就，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强这些研究解释力的普遍性，是未来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12]。

第三，全球化趋势与科学技术的更新。经济全球化首先促进了不同国家思想文化的交流，东西方文明的交融程度是有史以来最为深入的。正是由于开放包容的文明交流心态，使得20世纪80年代的新一轮“西学东渐”之风盛行，众多优秀的欧美经典著作得以横跨大洋，被引介至国内，其规范的研究方法、先进的研究理念、严整的学科体系都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繁荣提供了借鉴。可见，全球化趋势为西方政治学知识的传播和中国政治学的成长注入强大的动力。例如，协商民主理论是由哈贝马斯于2001年带进中国，十几年间相关的学术研究琳琅满目，这个学术热词最终转化为官方话语，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吸收[13]。尽管中国政治学始终提倡也正在经历“从取经到本土化”[14]的蜕变，但是中国政治学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文明的脚步不会停止。此外，中国政治学在逐步摆脱“单一进口”和“纯粹消费”西学的“食洋不化”的老旧理念的同时，也需要走向“多向交流”和“知识生产”[15]。因此，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始终存在内在的关联，因而全球化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意义始终存在。其次，全球化还使得不同国家的联系日益密切，世界组织、跨国企业不仅使得各国的经济融合度加深，还进一步影响了各国的政府管理模式和公共政策制定。例如，2009年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并从经济层面上升到社会政治层面，这对于中国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将会产生新的影响，从而为中国政治学挖掘新的议题。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政府努力在国际舞台上肩负着“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如积极参与世界组织、区域性组织的相关活动，还提出并践行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些外交活动不仅涉及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还和国家治理有着隐匿的联系，中国政治学的很多议题都需要放在这样大的国际背景下审视。

科学技术变革的影响已经不仅局限于科学本身和产业技术，还会引起治理技术的转换、治理理念的嬗变和治理议题的更新。新世纪，科学技术融入国家治理最为明显的一个征兆就是“大数据”的运用。党和国家开始强调树立“互联网+大数据”思维，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治理的精准性和服务的高效化。毫无疑问，任何一项对社会生活产生极大影响的新兴技术的诞生都将拓展新的治理议题，如大数据时代的个人隐私安全问题、舆论失控的社会风险问题等，同时，大数据被应用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税收治理、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等多重领域，大数据的广泛运用从某种程度上也会拉宽政治学研究的领域。

第四，中国政治学人的孜孜付出。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实践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和学术沃土，全球化和科技革新则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开拓了论域。上述条件无疑具有历史性和根本性，但是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代代学人们“十年饮冰，难凉热血”的学术毅力。从中国政治学人的学术作品看，四十年来，中国政治学取得一些较为经典的学术作品，如赵宝煦、王惠岩、王邦佐和张厚安等人在政治学科恢复初期积极编纂的教材，还有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俞可平的《社群主义》、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周平的《民族政治学》等，其中一些作品在中国政治学领域具有明显的开拓性，除了学术专著以外，中国政治学人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的水平和几十年前相比也得到很大的提升。中国政治学人的学术自觉不仅体现在立足国情产出经典的学术作品，还体现在始终保持“对政治学研究的研究”。例如，王浦劬认为，中国政治学研究应该把握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性与学术性等九对关系[16]；房宁认为，只有注重“两个层次”和“一个视野”，才能不断推进中国政治科学的研究[17]；肖滨认为，只有从创造性转化西学概念、善于提炼本土经验、重构原有学术概念等三个维度出发，才能满足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概念供给[18]。正是得益于老一辈政治学学者的孜孜付出，年青一代的中国政治学人才逐步走向中国政治学界的前台，他们在秉承老一辈学者优良品质的同时，其中不少学者还有海外求学的经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作品问题意识鲜明、研究方法规范[19]，优秀青年学者的涌现为中国政治学的传承创新提供了保障。

五、结语

中国政治学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取得诸多的成果，然而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政治学从最初的编纂教材、组建教学队伍、搭建学术交流机构、创建学术刊物，到积极引入西学范式以强化研究的规范性、科学性，在此基础上，中国政治学界除了继续引介西学可堪借鉴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以外，还开始更加注重联系本土实践，中国政治学发展第三时期的学术作品的质量和数量都得到明显的提升，学者们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抱负从中得以窥见。党在新时代形成的诸多理论创新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又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当代中国政治学四十年的学术史回顾，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和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几乎是同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是同节奏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无不彰显出中国政治学人的优良学术品质，据此我们也就探究清晰了这段学术史背后的潜藏逻辑。事实上，这一逻辑类似于一种观点——当前中国发展的进程和特点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政治学的发展还需要克服主观的阻碍[20]，不同在于本文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挖掘更为立体全面。

查阅近年来党和国家的相关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可以发现高层对于政治学学科固有价值的认识愈加深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昭示着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新的历史征程[21]，伟大而富有朝气的新时代也将会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繁荣提供历史的契机，中国政治学人的科研智慧和学术品质的薪火相传终将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结出更为炫目的学术果实。毫无疑问，政治学作为一门经世之学，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伟大征程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功用。

作者简介

王炳权

《政治学研究》副主编、博士生导师，社科MPA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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